四十年的中国史缘: 列文森奖和历史研究终身成就奖得主伊沛霞访谈录

编者按：云里非常高兴本期推送一篇姚平教授对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深度访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的伊沛霞教授是海外在世的中国史学者中学术成就最为显著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她1995年获得亚洲研究协会（AAS）为中国研究方面颁发的著名的列文森著作奖以及该协会2020年度的"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s to Asian Studies)(相当于亚洲研究终身成就奖)。另外，她还在2014年荣获了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相当于历史研究终身成就奖的“学术杰出奖”(Scholarly Distinction Award)，而且美国历史学会很快将开始给研究1800年前东亚地区历史的优秀专著每年颁发以她命名的Patricia Buckely Ebrey Book Prize即伊沛霞著作奖（该协会此前颁发的著名的费正清著作奖是面向研究1800年后东亚史的著作）。能囊括这些顶级的国际学术荣誉，伊沛霞教授的非凡学术成就由此可见一斑。她的具体成果可以参见姚平老师在下文中的介绍和文末著作列表。

本访谈和另外几篇我们随后将分享的美国学者访谈的英文原版最初发表于由全美留美历史学家学会(CHUS)所主办的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该英文刊已经通过Proquest进入国际学术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英文和参加该国际学术组织。本访谈中文版来自王希、卢汉超和姚平三位老师主编的《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初版。此次推送得到了北大出版社和该书几位编者以及访谈人和受访人的授权。访谈内容并未因时间消逝而失去学术价值。我们本次推送对相关内容做了部分更新，并从采访人和受访人补加了所有插图（包括几张伊沛霞教授本人私藏的很有价值的历史老照片）。衷心感谢上述各方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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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前言

在西方中国史学者中，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教授以其对中国史之融会贯通、开妇女史研究之先河以及将社会生活史引进美国大学教材而备受尊仰。她所撰著的《剑桥插图中国史》《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等书在国内学界也非常有影响。伊沛霞教授的学术生涯不仅反映了她的才智和勤奋，更重要的是，它在多方面折射了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半世纪以来由汉学(sinology)转向中国学研究(Chinese Studies)的过程，以及美国多元文化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对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的影响。

伊沛霞教授于1968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同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研究生课程，专治中国中古史。1970年获硕士学位，1975年获博士学位。1970年代正值美国历史学界的活跃阶段，伊沛霞教授对当时的史学理论发展的兴趣和思考使得她成为最早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之一。1973年至1997年间，伊教授在伊利诺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执教。二十五年间，她从一位默默无闻的临时教员起步，最后成为伊大的杰出终身教授和美国中国史研究的领袖人物。2014年1月，伊沛霞教授荣获美国历史学会的“ 学术杰出奖”(Scholarly Distinction Award)，相当于美国历史学界的终身成就奖。自1997年起，伊教授一直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执教，在2020荣休前为华大历史系终身讲座教授。

1991年春我在伊利诺大学读人类学博士，有幸聆听伊沛霞教授讲授的中国妇女史课，即刻决定转修历史，做她的学生。从我1992年入历史系至1997年博士毕业，伊教授言传身教，我也因之而对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史的视角和切入点、对史料的运用、以及美国的中国史领域的研究动态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1997年毕业后，我赴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虽然我们经常在学术会议上见面、交流，但这次采访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向她请教她对中国史领域的总体观察和她对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回望。

四十年的中国史缘

伊沛霞访谈录

文 ｜ 姚平

译 ｜ 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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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沛霞教授（中）和姚平(右）以及张聪（左）教授 （请勿擅转）

姚平：我第一次修您的课是1991年春季您开设的亚洲研究专题讨论班——《中国妇女史》。自那时起，您对中国历史的执著和深谙一直让我很好奇，我很想知道您为什么选择中国史研究？

伊沛霞：其实我以研究中国为业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原因所导致的。直至高中毕业，我从未碰到过一位来自中国甚或是去过中国的人。在芝加哥大学读大一时（1965-1966）, 我在选择社会科学专业或人文科学专业上踌躇不定。我非常喜欢大一的社会科学必修课，我们阅读了马克思和韦伯等思想家的著作。如果我选择社会科学专业，则必须修一学年的非西方文明课，我决定先选一门试试。我记得当时可选择的课程是俄国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我觉得俄国文明太接近西方，便不经意地选择了中国文明。随后，我又“突发奇想”，决定修一门中文课。当时的课程指导老师认为，古代汉语早于现代汉语，因此，初学者应该首先修古代汉语。可能芝加哥大学是当时唯一一所如此教中文的学校。所以，大二时，我修的课是《西方文明》《中国文明》（由顾理雅、柯睿格、何炳棣各教授一学期)，[1]以及《古代汉语》(顾理雅授课)。我非常喜欢古汉语课，我们用的教科书是顾理雅自己编的。第一年从《孝经》学到《论语》，第二年学《孟子》，由柯睿格授课。当时我对《西方文明》课程也非常感兴趣，并觉得它比《中国文明》课程更为成熟。我想，中国史这个领域一定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方面可作探寻，因此也一定是一个机会很多的领域。所以，在大二结束时，我已全然决定研究中国史。同时，我也已决定要当一个大学教授，因为教授们的日子似乎很闲适。

姚平：您为什么选择妇女史研究？您对身为女性历史学家有何感受？

伊沛霞：妇女史与女历史学家其实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不过，我个人在这两方面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大环境的变化造成的。我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博士，在1970-1971年间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我绝对不会去想女性应该研究某种历史。我所希望的是成为一位历史学家，而不是研究女性的历史学家。我是女性，但我的性别与做历史学家没有关系。正如与我同辈的其他女性一样，我希望能证明，若平等待之，女性能胜任所有男性做的工作。在那些日子里，妇女力争女消防员被社会所接受，她们根本没有要求任何幼儿保育之类的特殊待遇。

至于在身为女性教授方面，我认为，随之时间的推移，这渐渐变得容易起来。在读博士课程时，我明显地感觉到，我的同学中的女性比例要远远超过哥大教授中的女性比例。当时大家以“夫人”（Mrs.）称呼东亚系唯一的一位女教授，而以“教授”称呼其他的男性教授。我想其原因是，对男性来说，“教授”意味着“一位男子”，因此，称一位女性为“教授”似乎很不自然。我在1973年刚到伊利诺大学执教时，整个亚洲研究课程（Asian Studies Program）没有一个女教师，而历史系也好像只有两位女性，其中一位还是当年刚招的。在许多场合下，我感觉到男教授们真希望我自动提出不参与他们的活动。不过，当他们逐渐习惯了我的存在后，一些男教授成了坚定的支持者，尤其是当时已在伊大的两位中国史教授——魏侯玮和易劳逸。[2]久而久之，随着与我同辈的男性教授的职务提升，对女性同事的接受也大有改善。与我同辈的男性教授往往在读博士时已经接触了不少女研究生，因此，与前辈相比，他们更容易与女性同事相处。

至于我进入妇女史研究领域，这绝对是因为受了美国妇女史和欧洲妇女史研究的影响。其实，我最初是在1980年前后因受到欧洲家庭史研究成果的启发而转入家庭史研究，我认为家庭史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到了1980年代后期，进一步转向妇女史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姚平：在我博士第二年修您的《中国史史料》课时，我感觉到您这一代中国学学者体现了汉学（扎实的古汉语训练、强调史料）与现代社会科学的融合。您能不能谈谈您对自己求学和训练过程的想法？另外，我们这份学刊的读者大多是在美国大学执教的中国教授，我想他们一定很希望能知道您在培养研究生方面的经验和告诫。

伊沛霞：我在1968-1973年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语言和文化系读博士（1971-1972年间在台湾和日本做研究)。当时哥大研究中国、日本和朝鲜古代史（premodern）的教授基本上都来此系助阵（有些在其他系兼职）,　因此，在东亚系学历史并不奇怪。我选择的课程领域是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文学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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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期的伊沛霞1971年在书店中(授权使用，请勿擅转）

我想汉学训练的基本目的是培养我们能独立运用中文资料来做研究。我在入哥大前已经有了两年的古汉语基础，因此，我没有选毕汉思[3]教授开设的相应课程，但我还是去旁听了他的课。与我以前所修的所有语言课不同的是，毕教授以讲课为主，从头到尾解释文本的意思，而从来不问学生对这些段落有什么解释。与此同时，我又修了华兹生[4]的讨论班课，这门课对古文的研读更接近一般的讨论课。很显然，毕汉思和华兹生两位教授在理解中文文本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在当时的研究生中，母语是中文的学生占的比例很小，因此，古文讨论班课往往致力于一行一行地研读，从准确理解句子的意义为起点。我记得自己曾花大量时间在《马休中英字典》（Mathe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5]中找中文字。此外，东亚系还设有一门汉学研究方法的课，由一位图书馆馆员教授，但不怎么理想。最有用的课倒是由吴百益教授[6]开设的古文阅读辅导课。当时吴百益在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任教，同时在哥大以临时教授的身份开课。学生一星期见他一次，带上自己正在阅读的古文资料，与他讨论自己有疑惑的段落。我们都在他那里获益匪浅。

当时哥大的研究生课程不十分强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这不是狄百瑞[7]、毕汉思、华兹生等教授的学术重点。姜士彬（[8]于1970年入盟哥大后,情况有所改变，他带来了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关注。

我认为研究生课程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学生自己学习的能力，因为我们不可能教给他们所有的知识。与教会他们用中文资料做研究同等重要的是，教会他们阅读和欣赏学术作品，使他们能独立地通过搜寻和集中阅读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说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我应该提到1976年郝若贝[9]组办的为期两周的工作坊。这个工作坊有十几位学员，他们大多刚获得博士学位。工作坊集中介绍了社会科学，并一起研讨了以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研究历史的种种途径。我们有一个很长的阅读书目，几乎概括了所有的社会科学的分支领域。而且，每天都有不同的社会科学专家（他们并不是中国学专家）分别指导我们对这些领域进行了解。郝若贝的这个工作坊非常成功，过后，大多数参与学员都希望能更深入地阅读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探索如何使这些成果有助于自己的研究。

姚平：您的研究兴趣似乎始于汉代，随后逐渐转到宋代，您转向的原因是什么？

伊沛霞：其实我并没有始于汉代，我的早期研究着重于六代和唐朝。但因为我决定做这一时期的大姓的个案研究，必须追朔到汉代，将故事从头讲起。接下来的一两年间，我花大量时间在汉碑上，这完全是因为杜希德要求我撰写《剑桥中国史》秦汉代史卷中的东汉社会和经济这一章。[10]因为他刚允诺我的毕业论文修改稿可以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我颇感义不容辞。我本打算在完成这些文字后再回头做唐代研究，但当时我已对家庭史非常感兴趣，而在这方面，宋代的史料要比唐代的多。我没有任何宋史研究的正规训练，因此，不得不自己在大量史料中找线索。

姚平：您能不能谈谈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主要动态？您认为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伊沛霞：这个问题不太简单。也许是因为每一代学者都希望能超越前代学者，尤其是他们的师辈吧，这似乎导致了研究取向的一次次变化。但就中国史研究而言，美中关系的变迁对这个领域显然有着巨大的影响。

我读研究生时正处1960年代后晚期和1970年代初期，美国公民不能去中国。我的老师们基本上是冷战一代学者，他们大多在二战和朝鲜战争时期因为对军事战争有兴趣而开始做东亚研究。在我求学的日子里，越南战争是一个重大议题，因此，这两代学者在观念上有非常重大的分歧。我们所称的社会史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中非常流行，这当然也是受了历史领域中的研究趋势的影响，如法国的年鉴学派等。我们做社会史的目标之一是超越贵族史，虽然我们知道由下向上写历史是难以实行的。另一个目标是分析社会结构，更明确地了解贵族怎样掌握权力，为什么要掌握权力。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收集可以数据化的资料，这是因为在史料中，平民百姓往往是以数字出现的，如人口资料等。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的师辈的研究过于注重狭隘的政治史和思想史。

1980年代，许多学者转向研究文化史，这是与所谓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紧密相关的。理论方法、尤其是文学理论和人类学理论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占的分量越来越重，不少文章和著作往往开宗明义地强调其理论上推设和主张。就中国史研究而言，其趋向还更为繁复。这是因为，1979年美国与中国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后，美国研究生和美国教授可以到中国去学习、做研究，中国学生也可以申请美国大学的研究生课程。至1980年代晚期，大多数重点博士课程在招收大量的中国学生，而许多新入学的美国学生也已经在中国生活过——或是在那里教授英文，或是在那里的国际组织工作。因此，研究生课程中的语言训练成分逐渐下降。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在中国做研究的机会的增加也对中国史研究领域有极大的影响。中国的档案馆逐渐愿意让学者查阅他们的资料，而中国政府也越来越多地批准采访、民意调查、驻扎田野调查的申请。历史学家发现，与以往相比，他们可以更容易地选择以大量文件、珍本书籍和考古材料为基础的研究课题。这些变化不仅决定了在这一时期入学的博士生的论文题目，而且一些有眼光的资深学者也很快地利用这些新的可能性来设计自己的研究项目。博士生在日本学习的时间缩短了，相应地，日本学术界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影响也逐渐减弱，而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则随之增强。

伊沛霞教授（左二）1985年在中国杭州(授权使用，请勿擅转）

我相信，一二十年后当我们回望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时，我们会发现一些重要的研究趋势。族裔(ethnicity)、身份标识（identities）、社会性别（gender）以及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显然是目前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但是我还不能肯定这些研究是否反映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趋势。

姚平：您的获奖著作——《内闱》[11]最先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提出了妇女是构造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能动主体(agents)的观点，是什么原因导致您提出这一主张?　以您之见，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有哪些重要成果？

伊沛霞：关于女性主体能动性（women’s agency）的想法,这要归功于伊利诺大学历史系的同事们。当时的历史系教授中有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史”小组，每个月聚一次，讨论一个成员的文章，这非常有助于我们不断地更新思路。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的有关女性主体能动性的演讲是桑尼亚·米歇尔（Sonya Michel）, 她的研究专业是现代美国妇女史。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妇女史研究成果累累，要概括这个领域发展各阶段的里程碑还真不容易。中国妇女史有其专门的学术期刊——《男女》[12]这一事实就反映了这个领域有着多大的变化。中国文学研究者对这个领域贡献非常大——他们不仅引起了学界对女性作者（尤其是女诗人）的关注，而且还非常熟练地以语言研究来探讨社会性别、妇女、性以及相关的课题。17、18世纪的中国妇女史的研究非常有深度。我往往尽可能地广泛阅读明清史研究——由于史料的丰富，明清史研究者往往会关注到一些我们自己在看史料时疏忽的现象。

姚平：您认为目前妇女史研究中有哪些方面或课题还没有得到学者们的足够重视?

伊沛霞：如果你的言下之意是，还有没有好课题可以让年轻学者去做，那我相信一定有。在学术团体年会或学术讨论会上，我每每为社会性别研究方面的新角度而钦佩不已。我的两位研究生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但是，我并不希望推荐任何一个特定研究方法。我认为更有效的途径是阅读中国史之外的研究，至少是自己的朝代史之外的研究。你一定会发现一些研究方法、手段和研究焦点让你耳目一新。

姚平：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学术讨论会似乎占有重要的地位，以专题学术讨论会论文为主的学术论文集也非常受学者和大学教授们的重视。作为六本此类论文集的编辑，您能否为我们阐述一下这类学术讨论会及论文集的角色和重要性?

伊沛霞：其实学术讨论会是所有学术领域（包括科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相对来说，我认为讨论会论文集在引导中国研究方面的作用确实非同一般。这可能是因为几十年以来，中国研究的学术讨论会得到了很有实力的基金会的赞助，而且，这些讨论会的程式安排非常有利于集中地、有深度地讨论参与者的论文。比如，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 Thought）出版的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论文集 (如《中国的思想与制度》[13]等)、一批有关中国社会的论文集(如《中国社会家庭与亲缘关系研究》[14]《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和祭祀》[15]《中国社会中的妇女》[16]《明清时期的城市》[17])，以及由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出版的大型论文集系列（其中包括我参与合编的有关亲缘关系和婚姻的论文集）就是这类学术讨论会的产物。当然，这里的关键是经费。长年来，有好几个基金会对中国研究有兴趣，从而对相关的学术讨论会进行了慷慨赞助。

这类专题讨论会的重要作用表现在两个特点上。对研究生来说，讨论会论文集为他们提供了中国史研究领域中主要研究课题和研究者的入门性介绍。对与会者来说，这类学术讨论会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别的学者在读他们的作品、关注他们的研究。此外，这类讨论会使与会者更容易设想自己的听众：他们是那些在年会上对我们的论文感兴趣的人。组织这类学术讨论会也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经历。我总是与学科外的学者组办讨论会。组办讨论会并争取出版论文集的好处是，它促使你在思考你自己的研究的意义之外，还要去思考其他十几位作者的研究的意义。这可以让你颇感兴奋。不过，它的遗憾之处是，总有一些参与者不按时交论文。有时候你不得不为了按时出版论文集而放弃一篇你非常喜欢的文章——对其他作者来说，因为一个作者不按时结稿而将出版日期推迟一两年是不公平的。

近年来，大多数学术讨论会由大学组办，并向更大的听众群开放。除了评论者之外，听众都没有读过你的论文，这种模式与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年会很相像。虽然这种学术讨论会很有益，但它不如非开放型的、“人人预先读过所有文章”的那种讨论会有张力，因此，相比之下，在开拓研究领域方面贡献不大。

伊沛霞教授2017年在北京参加学术活动(授权使用，请勿擅转）

姚平：最近，历史学家质疑是否真正存在过一个“历史的中国”（historical China）。这个研究方法的学术背景是什么? 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在历史上有没有商代中国或周代中国?

伊沛霞：我不知道我是否理解这些质疑。这是不是应该完全取决于你用“周代中国”一词时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内容？如果对你来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这个被称为中国的地方与今天的中国的疆域完全相同，这当然是很荒谬的。但是我并不是这样来理解这个词的。如果我们能用“中世纪印度”（Medieval India）或“封建时代日本”（Feudal Japan）或“早期现代欧洲”（Early Modern Europe）——它们各自都由种种政体和流动性关系组成,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周代中国”这个名称呢? 中国人显然以非常简单化的词汇来标示其邻近国家和地区。如果几世纪以来中国人用同一个词来指称日本，尽管其历史现实从来不是固定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日本人或西方人以同样的方式称呼中国呢?这些都是局外者（outsiders）使用的词汇。而依我之见，这些词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社会地位的局内人的想法倒是一个可以研究的课题。当然，我们在美国用英语写有关中国的著作或教授有关中国的课程时，是从局外者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我可以想象当时的匈奴一定有一个词汇用来代表我们所称的汉代中国。

姚平：那您怎样定义“中国”(China)和“中国人”(Chinese)?

伊沛霞：很难说我有自己的定义，我当然用这些词，但很可能在用法上不一致。一般来说，我用“中国本土”（China Proper）来指称以汉语为基本语言的地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文化区域（cultural region）,　而不是一个国家政权（state）。这个区域的大部分往往是被一个国家政权所控制，因此，我又会指称这个政府为中国。也就是说，除了使用“宋代中国”“明代中国”之外，我肯定还简单地用“中国”一词，尤其是当我写到“当传教士最初到达中国时……” 之类的句子时。一般来说，当我用“中国人”这个词时，我指的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但这个用法又排斥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情况，比如，有些人会在不同的境况下使用不同的种族标识。我认为在1949年以前，没有人真正试图以“中国人”一词来统称所有居住在中国的公民（不管他们是属于哪个民族的）。

姚平：您对家庭和生活非常投入，又全职教书，但同时您还能出版近二十本书作、六十篇文章。您能不能给我们传授一下您完成写作和争取出版的经验？您对刚刚走上学术道路的年轻学者有什么告诫?

伊沛霞：我给助理教授们（assistant professors）的告诫往往是，尽可能在每星期留下固定的一段时间来做研究，至少是在就职任教的第一个学期之后。我基本上每星期能留出至少两天的时间来做研究，当然我也清楚这在教课量比较轻的研究性大学更容易做得到。

但是，自律并不是唯一的条件。三十多年来，我观察了不少朋友、同事和学生的学术生涯，我感受到，个性与才气、志向同等重要。就我个人而言，研究和写作过程是一种享受，所以，我对伏案写作并不搁置。许多非常有才华的人又恰恰是极大的拖延者，在稿子截止期之前往往会找出各种其它需要做的事情来。我记不清有多少次我是学术讨论会的第一个交稿者。我喜欢在截止期还远远没到之前就交稿，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件事放在脑后，转手去做别的研究课题。

2020年伊沛霞教授在办公室(授权使用，请勿擅转）

我不知道我在发表作品上能够提供什么好的建议。我的天真想法是，应该考虑如何写出好的学术性文章和著作，而不是如何让编辑和出版社接受你所写的东西。要想写出好作品，真正喜欢读学术著作和文章会对你极有益处。你可以随后思考一下，你喜欢这些作品中的什么？你也可以想象怎样为这些作品的读者写文章。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很清楚地意识到，我是在为一个英语读者（而不是汉语读者）写作。当然，时至今日，因为交流的频繁，这些语言上界限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至少就非常专业的期刊而言是这样。但是写书的话，语言应该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姚平：除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外，您还撰著或合著了六本广为使用的中国史、东亚史、世界史、史料教科书。是什么动因促使您牺牲大量的研究时间去为课堂教学写作?

伊沛霞：其实我开始为学生写作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我1973年到伊大是因为我丈夫接受了那里生物系的终身教授职务。伊大给我一个为期一年的半日制（half-time）讲师（lecturer）工作，教一个学年的东亚通史。因为我当时还没有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所以，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也不错。远在学年终结之前，我们都很清楚，第二年不会有我可以教的课。当时亚洲研究课程主任克劳福德（Bob Crawford）建议我申请美国人文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教育组的基金，以作为我第二年的薪水。于是我试图找一个自己能够做而且人文基金会会认为值得赞助的项目。我回想起我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生时的西方文明史课——这门课的主要阅读材料是原始文献。我曾想用同样的方法教我的东亚通史课，但是当时可选用的教材（如狄百瑞的《中国传统资料汇编》[18]和陈荣捷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19]）都偏重于宗教和哲学,而没有任何私人信件、回忆录、法案或诸如之类的社会史研究所经常引用的文献。当时这类文献的英译已在西方文明史课堂中被使用。虽然这套申请材料是以克劳福德的名义提交的，但整个提案是我撰写的。提案的主旨是，在东亚系开设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课、组织翻译原始文献并在这些新课中试用。这个提案被授予三年的基金赞助。在伊大教了两年后，虽然我并没有一个终身教授职轨道（tenure track）合同，但至少我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因此，我以自己的名义再次向美国人文基金会申请科研资助，申请的项目是编写一本中国文明文献史料选。我的计划是润饰已经完成的文献翻译、选择并翻译更多的文献史料、编成书稿后在十所左右的大学课堂中试用。我完成了申请方案中的工作计划——《中国文明和社会文献选编》[20]在我拿到博士学位六年不到的时候顺利出版，同时我也终于拿到了终身教授职。

可以说，这本书与我以后的教科书写作的关联是读者的反馈。当时我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教授，但我收到不少教授和学生对这本文献选编的好评，我觉得自己对改变教学作出了贡献。此后，当有人请我为大读者群撰写书稿时，我会感受到一种吸引力。《剑桥插图中国史》即是为普通读者写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出版社编辑提议，初版印数为18000册。在这之前不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著作，当时只印了850册，因此，我对能够让更多读者读到我的作品非常动心。这里，我可能应该坦白，当我是一个爱看书的孩子时，我认为成为作家是人生志向的最高境界。虽然现在《剑桥插图中国史》的主要读者是大学生，但我想，我当时以普通读者为对象而写作的初衷可能使这本教材对大学生更具有吸引力。当时出版社对字数有严格限制 (我记得是12万字)，我必须写得简略、略去一些我认为成人读者不太有兴趣的内容（如中央政权的结构及其变迁的细节）。当然，书中的彩图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剑桥插图中国史》，图片来自豆瓣

正当《剑桥插图中国史》付印之际，我被邀请参与世界史教材的编写。这本教材预计每版（四年）发行10万册，而且，因为大学生往往会买用过的教材，所以它的读者群会更大。于是我又为我的文字会被许许多多人读到而动了心。撰写世界史让我感受到了出版教科书的另一个层面——出版社的项目编辑有权做种种决定，而且几次三番地将我们已经完成的稿子送出去审评。编写世界史的经历促使我去思考东亚史教材应该如何编写。因此，我向我的世界史教材项目编辑提出编写一本东亚史教科书。

虽然我对编写这些教材的经历非常有好感，但是我也觉得我已经写得够多了——到此为止!　商业性出版社往往有非常紧凑的出版计划，因此，他们会不停地发号施令，会在连续几个月里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姚平：在中国研究领域里，您对视觉图像的运用远远超过了任何人。除了《剑桥插图中国史》外，您还建立了网络教学资料库——“中国文明图片资料”（A Visual Sourcebook for Chinese Civilization）,[21]并作过多次有关中国历史图片和艺术的学术演讲。您为什么对图片资料那么注重？您认为在哪些方面图片资料可以补充文字资料来理解中国历史?

伊沛霞：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文化中的视觉艺术。我向来喜欢参观博物馆，多年来也逐渐对中国艺术史熟悉起来。在1980年代我们去中国时，我和我的丈夫都会去文物商店看看，也经常发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文物。比如，那时候19世纪的中国画的价格非常低。和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我自己也有好几盘幻灯片，常常在课堂上放给学生看(如今PPT已经完全改变一切)。向出版社交《内闱》稿件时，我选用了十五张图片，但是出版社编辑要我增加到二十五张，于是我在图片的取舍上做了很多考量。当时，我至少已经模糊地意识到用图片资料来强化一个观点（我们教课时常常这样做）和以图片本身作为原始资料来探索其他史料所没有反映出的历史现象的区别。当然，用图片来说明一个现象要容易得多。

撰写《剑桥插图中国史》使我更进一步地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出版社对插图的数量有限制，因此，我希望每张图片都能反映出多层面的历史现象。这使我去思考文字能够传达什么信息，图片能够传达什么信息，文字和图片结合起来（文字强化图片的表达或图片强化文字的表达）能够传达什么信息，以及文字和图片以不同的角度传达什么不同信息等等。我开始阅读与视觉艺术有关的研究，大部分是相关视觉材料铺天盖地的当代文化。我开始考虑在宋史研究中有什么课题可以让我去探索这些问题。当然每个教宋史的人都会用《清明上河图》。虽然这张画内容丰富，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探讨过。我开始试图考察衣服的颜色、人们在各种仪式中所站立的位置之类的现象。我曾写过一篇有关皇帝出游仪式的文章。我找到的有关皇宫的视觉艺术资料远远超过宋代社会的其它方面，于是我决定我应该研究宋代的朝廷。

这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大转折，因为从1960年代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史学家，而社会史学家是不研究官僚体制顶层的历史的。但是，我已经被牢牢吸引了，因此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的大多数研究都与宋徽宗有关。不过，虽然我已经在2006年出版了一本有关他的收藏的书作，我至今还没有做完我一直想做的题目——宋徽宗和他的朝政。我现在的困惑是他为什么会信神霄道。明年我有一年的研究假，我希望能最终完成我的徽宗研究的主要著作，这本书会一直写到他被掳的全过程。在写2006年出版的那本书时，我心目中的读者对象至少有一部分是艺术史专业的，但是这本关于徽宗生平的书更多地是为历史学家写的，我会大量地讨论各种朝政问题。

姚平：您对数据化信息时代的历史学研究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有什么看法？

伊沛霞：我不太清楚你提到的范式转移是指哪方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做研究的方法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在我开始从事中国史研究时，我们还没有《二十四史》的标点本。而现在，搜索引擎可以在几分钟内找到中文和日文的各种相关的学术性文章，史料的搜索也同样地迅速。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使用最好的数据库，这使学者们面临了一个新的不平等的学术研究环境。

所有这些研究工具使我们能够去探讨一些三十年前不可企及的课题。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往往认为做研究的首要方法就是在网上找资料。其实，我们当年那些“苦难日子”的治史方法有它的益处。比如，通读整部笔记以找寻有意思的段落，而不是只读那些通过关键词搜索找到的段落。通读全文常常会让你发现一些电子检索中不可能跳出来的非常有意义的材料，这些材料很可能启发你去写下一篇论文。

这些美妙的工具有没有带来学术研究上的突破？当然，它们使得做研究更有趣、不那么累人。但是，我还不至于会说，这十年中的博士论文比前二三十年的博士论文有长足进步。有时候，处理那么大量的信息会带来某种程度上的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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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理雅 (Herlee Glessner Creel, 1905-1994), 早期美国汉学和儒学领域开拓者，长年在芝加哥大学任中国史教授。柯睿格(Edward Kracke, Jr., 1908-1976)，美国宋史研究的奠基者, 长年在芝加哥大学任中国史教授。

[2] 魏侯玮(Howard J. Wechsler, 1942-1986), 美国唐史研究专家，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博士，1969-1986年任教于伊利诺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研究系。易劳逸(Lloyd E. Eastman， 1929-1993), 美国民国史专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博士，1967至1993年任教于伊利诺大学历史系

和东亚研究系。

[3] 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 1920- ），瑞典汉学家，主治汉代历史，1961-1988年间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

[4] 华兹生（Burton Watson, 1925- ）, 美国汉学家，尤以翻译中国古籍著称，曾执教于京都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斯坦福大学。

[5] R. H. Mathews, Mathe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dition, 1972）.

[6] 吴百益 (Pei-yi Wu, 1927-2009), 美国汉学家，主治儒家文化史，长年执教于纽约的皇后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

[7] 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 1919 -）, 美国汉学家，主治中国思想史，曾长年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8] 姜士彬（David Johnson）美国汉学家，主治中国社会史，现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主任。

[9] 郝若贝（Robert Hartwell，1932-1996），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主治唐宋史，曾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

[10]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ter Ⅱ.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5-2006），英国汉学家、历史学家，主治隋唐史，曾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11]《内闺》(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荣获1993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著作奖（中国古代史类）；中译本：《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胡志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2010年）。

[12]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1999年创刊).

[13] John K.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onfucianism in A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14] Maurice Freedman, ed.,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5] Arthur P. Wolf and Emily Martin, eds.,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6]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7] William Skinner and Hugh D. R. Baker, eds.,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8] Wm. Theodore de Bary, ed.,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vol.1 and vol. 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19] Wing-tsit Chan, A Sourcebook of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中译本：杨儒宾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陈荣捷 (1901-1994) ，主治宋明理学，朱子学权威，曾长年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20] Patricia Buckley Ebre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 A Sourcebook (Free Press, 1981).

[21] http://depts.washington.edu/chinaciv/.

受访人及访谈人简介

伊沛霞

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华盛顿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长期致力于宋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著述丰富，代表著作为《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1995年列文森奖）、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2010年史密森学会岛田奖）、《宋徽宗》(Emperor Huizong, 2014),《剑桥插图中国史》等。2020年获得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 (AAS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s to Asian Studies Award)。美国历史协会（AHA)也已经宣布给研究1800年前东亚地区历史的优秀专著设立以她命名的Patricia Buckely Ebrey奖（该协会此前颁发的费正清奖主要是给研究1800年后东亚史的著作）。

姚平

姚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士、复旦大学历史硕士、伊利诺大学人类学硕士、历史博士。现为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终身教授。编著有《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在美国发现历史: 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当代西方汉学集萃》、《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唐代社会与性別文化》》、Gendering Chinese Religion: Subject, Identity, and Body、Chinese Funerary Biographies: An Anthology of Remembered Lives等。曾获全美人文基金会 (NEH) 研究奖、加州大洛杉矶分校杰出教授奖、富布赖特资深学者奖。2007-2009年任全美留美历史学家学会(CHUS)主席。

伊沛霞主要著述目录

《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 1978)

《晚期中华帝国的家族组织：1000－1940年》(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1986)

《中华帝国的儒家思想和家族礼仪：关于礼仪著述的社会史研究》(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 1991)

《中国社会的婚姻和不平等》(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 1991)

《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1993; 中译本，2004, 2010)

《剑桥中国插图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1996; 中译本，2001)

《唐宋时期的宗教与社会》(合著)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2003)

《收藏文化》(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2008).

《宋徽宗》(Emperor Huizo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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